管理是一种取决于其任务的客观功能；也就是说，管理是一门学科。然而，管理受到一定社会文化的影响，从属于其价值观、传统和习惯4。管理繁荣的力量大多存在，因为管理不脱离价值观。

例如，欧洲大陆对管理的兴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希望管理能够改变文化和社会传统。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管理可以说是反文化的，尤其受到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的欢迎。他们把管理作为打破特权和阶级结构的武器。由于特权和阶级结构强调背景，财富或贵族教育（如法国）已成为有才华的人成功的障碍。

管理在共产党世界引起的兴奋甚至更加明显。管理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虽然过于简单，但20世纪60年代苏俄集团的大部分进展可以通过管理的动态性及其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来解释。

在俄罗斯的所有卫星国家中，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反对外国（即俄罗斯）统治的人们的呼声。共产主义的各种改革者首先在南斯拉夫，然后在匈牙利，最后在捷克斯洛伐克，要求实施管理自治，这是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中心。当然，他们的动机部分是经济上的。但在同等程度上，他们也将管理视为改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对他们来说，管理特别反映了西方的价值观：个人责任的价值观、自治的价值和对个人的尊重。管理不是一个政治计划，而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功能，因此成为他们保存文化和社会的西方传统的希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管理在苏联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成为斯大林极权主义传统的潜在威胁。当捷克开始使其管理人员拥有自治权时，俄罗斯人觉得他们必须派遣军队和坦克来镇压这种异端；他们在国内的制度不可能经受住这样的发展而继续存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任何改进管理的运动，无论如何恢复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和成就，都遭到了俄罗斯官僚制度和俄罗斯传统的全力反抗。可以想象，俄罗斯制度的中心威胁不是来自知识分子，而是来自管理。管理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攻击幻想社会主义者是反社会主义者。他是完全正确的。幻想社会主义者强调，管理者和企业家是社会的中心和动态力量。这种观点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

同样清楚的是，虽然看似矛盾——管理越能运用社会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就越能取得成就。一方面，管理热潮对社会和文化传统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这些传统。在管理热潮的高峰期，即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许多人谈论世界的美国化，尤其是管理的美国化。的确，因为管理和管理者必须意识到他们面临着同样的任务，所以他们必须相似。然而，管理热潮也被用来加深差异和不同的道路。

今天的日本是西方化的，还是西方化只是表面现象，让日本更日本化？这个问题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或者不在本书作者的能力范围内)。但毫无疑问，日本的管理并没有西化。日本接受了管理的理念，渴望掌握管理工具和技术，并认真倾听。但它运用管理、管理、工具和技术来保持日本的特色。它们只应用于管理思想和工具，使日本机构——无论是工商企业还是政府机构——继续保持和加强日本的基本价值观。

没有一种欧洲的基本价值观被管理繁荣所推翻。例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高级管理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只有英国的高级管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不加区别的董事会被分为执行部门（即美国的高级管理部门）和非执行部门，即监督部门。

人事升迁制度只受很小影响。

在法国，一个人进入一家大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的道路仍然是：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大学，特别是一所综合性工业大学，作为一名人才进入政府工作，然后，25年后，以财务监督的头衔，直接进入工商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在德国仍然是一条双轨的晋升道路：一条是作为工程师从高度专业的技术工作道路上升，另一条是作为法律大学（或经济大学）的毕业生，通过非专业人员的工作。在英国，进入高级管理层的最佳方式是会计。

变化之一是市场营销成为晋升之路。但这可能只是英国市场营销受到尊重的标志。美国公司在英国的子公司往往被提升为高级管理职位。

管理热潮并没有触动主要国家中国工商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想说什么变化，那就是管理热潮加强了各种传统：它加强了美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敌对关系，欧洲大陆的重商主义传统，日本企业与政府的传统，以及英国企业与政府的俱乐部关系（见第27章）。

管理热潮使欧洲和日本恢复了发展能力，这显然表明管理不是美国专有的。美国没有挑战。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变得多样化一样，它在管理上也变得多样化。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所有人——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和许多其他人——必须在管理上相互学习。